走在梧桐树影斑驳的街道上,突然飘来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,我闻到了上海的味道。
“面包会有的,牛奶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” 这是我们那代人最熟悉的关于面包的名言。在西南山区的兵工厂里,童年的我没有吃过面包,并且也觉得这一辈子都吃不上面包。所以,这句名言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
然而改革开放后,我吃上了面包!我第一次吃的面包,是妈妈从工厂的食堂里买的。面包的样子我不记得了,面包的口味也一般,我只是惊喜地意识到:原来面包真的会有的!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到复旦读书,有机会吃到上海的面包了。我在小卖部买憨实的枕头面包或者白而薄的吐司面包。我学着上海同学,用草莓酱抹面包片,面包片立马添了一层红宝石色,果胶中的草莓粒还泛着亮光。我一口咬下去,面包和草莓酱的美味充盈于口……
80年代中后期,上海的街头巷尾冒出了许多小而美的面包房。它们多是中外合资,推出的是法式或者日式的面包,清一色的现烤现卖。那时,走在梧桐树影斑驳的街道上,突然不知从哪个面包房飘出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,我觉得我闻到了上海的味道。各式面包中,我最爱的是法国棍子面包。简单别致的长条形状,麦子天然的清香,外皮酥脆内里软韧的口感……法棍让我一尝倾心,现在仍然是最爱。
读书期间,我还见识了更多不同的“面包”。它已不单纯是雨果《悲惨世界》中冉·阿让偷走的面包,或者巴尔扎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老葛朗台牢牢控制的面包。面包,已不仅仅是面包——
我在欧美文学史课上接触到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。波德莱尔热衷于把城市的丑恶与人性的阴暗面诉诸笔端,面包经常出现在他的诗文中,却不再带有麦香与温热。如散文诗集《巴黎的忧郁》中《点心》一篇,写面包引发的孪生兄弟间的争斗。在作者眼中,当生存成为问题时,血缘不存,童心泯灭,文明也烟消云散,化为面包的碎屑混入地上的沙砾。
我也跟风到著名的3108教室听哲学系青年教师讲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,听《梦的解析》,了解梦的形成原理和象征意义。弗洛伊德把人的梦与梦者潜意识中的性欲望联系起来,认为雪白、光滑的白面包象征着赤裸的人体,一个人梦见面包,表明他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有压抑的欲望。这样的观点,颇让我开了眼界。
我在3108教室还听过关于存在主义的讲座,加缪《西西弗的神话》给我的震撼最大。加缪认为,西西弗是荒谬的英雄,他日复一日滚石上山是对荒谬而无意义的人生的反抗;没有必要消除荒谬,关键是活着;人就像搬运面包屑的蚂蚁,卑微地忙碌,但人要依靠面包和精神来应对荒谬的人生。《西西弗的神话》影响了余华等先锋派作家。余华后来的小说《活着》中反复出现了中国的面包——馒头。
我还在艺术杂志上看到了不同流派艺术家表现的面包。塞尚创作于“黑暗时期”的《面包和鸡蛋》静物画里,压倒性的黑暗中两根法棍显得无力而忧伤。达利的雕塑《思忆中的女人》里,女人头上顶着一个面包。达利说他要用面包来制造“超现实”。据说作品最早展出时,面包乃是实物,结果被毕加索的狗叼走吃掉了!法国纪实摄影大师罗伯特·杜瓦诺拍摄的《毕加索与面包》中,手指面包就像是毕加索的手一样。作品自然、幽默,又夸张、前卫,让人发现现代艺术有时离日常生活并不远。
当然,也不是每一个面包都和什么主义、流派联系在一起的。那时风靡校园的美国乡村歌手唐·威廉姆斯的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》,就一点也不高深莫测。歌曲以面包喻爱人,从“你是我的面包”的直白,唱到“你是我需要的一切”的深情款款,现在听来还是感人至深。
我也吃过饱含情感的面包的。一个周末的傍晚,一位知道我喜欢吃法棍的上海同学,从华山路静安面包房买了法棍,兴冲冲给我送到复旦来。待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宿舍门口时,法棍已经软了凉了。他满脸沮丧地把长条纸袋举起来,法棍已软塌塌地滑落到纸袋的下方,无力而忧伤……
那是一根我怀念至今的法棍。其实,我不只是在怀念一根法棍,而是在怀念面包所承载的生活和情感,怀念我的读书时代和上海岁月,也是在怀念充满好奇地去触碰各种主义、流派的日子,包括在3108教室抢座位听讲座的那些夜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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